多年来，苏州对我的最大吸引力是书。访书在苏州，比起北京的琉璃厂、杭州的留下、南京的状元境……味道完全不同。

 

整整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秋天，鲐肺汤上市的时候，我陪了叶圣陶、郑西谛、吴辰伯到苏州去旅行。在车站上遇到周予同，他是从上海到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去上课的。一把拖住他们到学校去演讲，没有谁肯去，事实上当时他们谁都不能公开露面。郑西谛就要我去讲，我当然不会去，因为，我连一些在学院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西谛还是不住地说，他真的不是在说笑话，正经得很，还说我是“三人行中最少年”。

 

这事还恍如目前，而西谛的墓前如果种了白杨的话，怕真的也“堪作柱”了。

 

记得那天晚上在酒楼上夜饭，三个人都能喝，结果是虽未沉沉大醉，也相差不远。从酒楼出来时，观前一带早已上灯，西谛却吵着要去访书。

 

先到玄妙观，在一家书店里看书，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部康熙刻本的《骆临海集》送给了辰伯，因为他是义乌人，与骆宾王是同乡。从玄妙观出来后又到护龙街上去访书，书店都早已上了门板。西谛就擂鼓似的敲门，终于敲开了。书店的主人是认识他的，就热诚招待。记得店里刚收得许博明家的一大批藏书，善本不少。特别是整整一架地方志，几乎都是康熙以前的清初刻本，西谛大声连赞“好书”。其实我知道，他不久就要到香港转往解放区，不想买，也没有余钱买书的。不过他还是告诉我：“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机会不能放过！”好像我是百万富翁似的。这情景也还如在目前。

 

从这家书店出来时，大约已是八九点钟了。给秋夜的微风一吹，大家也多少清醒了一些，算算护龙街上的旧书店，至少还有十多家，怕是不能遍访了。正是“酒已都醒，如何销夜永”？西谛还是不肯回到宿舍去，终于想出主意，要去看江义庄里戈裕良手叠的假山。记得也是在护龙街上，钻进了一条狭狭的小弄，在昏暗中看见一座假山。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看清楚，而且后来知道，这实在也并不是江义庄。

 

这次访书的经过，想来虽然有些可笑，但确是十分美好的回忆。

 

那以后，我就时常到苏州来，每次总要有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花费在书店里。当时的护龙街与玄妙观，真是书的海，不只是书店，连马路两边也摆着摊，连地上也都是的。相熟以后，还会被书店主人邀请到楼上去看他所藏的“秘本”、残书。这在我都是最大的乐趣。如果将所见、所闻、所得记下来，我看是不会输于我的同乡先辈李南洞的《琉璃厂访书记》的。

 

不过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好久，苏州的书市逐渐消歇了，到江青伙同林彪抛出那个《座谈纪要》以后，整整十年，苏州市上就再也不能看到一册线装书，这中间又出现了另一种传说、神话似的故事。总的说来，恰如一场伟大的魔术吧。现在那谜底也逐步揭开了。如果记下来，其奇诡、悲壮就更非李南洞所能梦见。

 

自然，那些熟习的书店经营者，也一个都不再露面，久违了。

 

这回，当我从恰园出来，漫步走进对面的古籍书店里去时，却十分意外地被几位店员叫住了。真的是意外，十年不见，彼此都还“无恙”。

 

于是被让进内间，泡了茶，坐下来谈天。这两位老朋友，是最近才从江苏北部的农村里调回来，归了队的。在过去的十年里，线装书是被视为典型的“四旧”的，那从事收集、流传线装书的人又该是什么呢7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命运就不必说了。

 

现在终于“无恙”地回来了，那就好。我就问问他们最近的业务，曾经收到过什么好书？对旧本书在民间流散情况的估计，今后如何开展保护、征集的工作等等。

 

问题有一大堆，而且并不都是愉快的故事。我不想写什么调查报告，因此在这里就略之。

 

好书是日见其少了，近年来他们所收的可以看看的善本，说来说去也不过十种左右，就选抄两种名目在这里。嘉靖刻的贾谊《新书》，冯班校来本；毛斧季的抄本《麻纺集》和《梅花袖》；归昌世的稿本《假庵杂著》，是记苏州掌故的；黄丕烈跋的明抄本《野客丛书》……

 

我又被让到楼上的书库里去看书，这真是好久没有过的快事。虽然看下来不兔使人失望，书的质量是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了，现在摆在架子上的，过去大抵是放在地上的东西，甚至还不及。为了“不虚此行”，积习难改，我还是花了四角钱买了一册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金陵刻本的《煮药漫钞》，书是薄薄的一本，只二卷，是诗话之类的东西。作者则是嘉兴叶伟（松石），他是在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应日本文部省之聘，到东京的外国语学校担任汉文教师的，那是日本的明治七年。

 

叶松石在光绪六年（一八八零）又重游大阪。此书则是病中所记，前面有日本湖山老人小野愿的序文（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买到这本小书，我是非常高兴的。不只因为这是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新阅肆得到的第一本旧书；更为了这是一百零四年前，在中国还没有派遣公使时就到日本去进行文化交流的前辈的作品。在敬爱的邓副主席访日的时候，得到此书，实在是极为使人高兴的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

 

姑苏访书记

 

最近，应朋友之约到苏州去住了两天。苏州过去我是常去的，照我旧有的经验，苏州的可爱，第一是那里的旧书多，每次去都能看到一些别致的书，偶然也能得到几种；其次是那里的饮食好，可以吃到价廉物美的小吃，如元大昌酒店里各种下酒的零吃、包子和面，至于园林之美倒还在其次。荏苒若干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两种特色基本上已不存在了。

 

住在大井巷，出门走上大街不远就是恰园，现在唯一的一家旧书店就在对面。

 

我每次来苏州总要去坐一坐，这里有些店员还是过去的老相识，承他们的好意，每次都被让到楼上去坐一下，我也总是要求他们拿出几种书来看看。这种享受，在全国说来也是不易获得的了。记得去年，我还在这里得到过一本乾隆原刻的《冬心先生画竹题记》，总共不过十来叶，可是用的是旧纸，大字仿宋写刻，墨光如漆，前面还有一张高翔画的金农的小像，用的是雍正中刻的《冬心先生诗集》前小像的旧版，不过后面的题赞却换了方辅题、杨谦写的篆书。关于冬心自刻书的纸墨之精，徐康在《前尘梦影录》里曾经讲起过。他说，这种自刻书用的是宋纸，印刷用墨取的是捣碎了的晚明清初佳墨碎块，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可以算得是非常突出的精制品。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经过百十年安定休息，经济上升、文化繁荣的面貌。

 

《画竹题记》的用纸，是一种深黄色极厚实的竹纸，帘纹很细，还夹杂着一些未能融解的植物纤维，是一种较粗的古纸。我不敢断定这是否宋纸，但和宋代印刷佛经的用纸是相近的。去年在北京图书馆看到《冬心先生续集自序》，用的也是同样的旧纸，可见徐康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金冬心以画著名，不过他的文字写得也是很好的，写在画帧上面的小诗、自度曲、题记，刻在砚石后面的铭文……都有一种突出的特色，中间往往吐露了诗人画家的思想、感情。我常常感到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特殊规格的杂文。金农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文士，他也只能发发那种特定的牢骚。不过时时反映了社会现实给他带来的刺激也是事实。在《画竹题记》中随便摘取一条：“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社鼠之相窥也。既不出矣，招刻溪之人来，画老竹数竿，在大石够。石作飞白者一，作翳黑者一，下有败棘、有恶草，不意幽林绵谷中伏处此辈也。画毕掷笔太息，自解不得，吾当搔首问青天耳。”

 

这些话说得也够露骨的了。因为是题在竹石的画幅上面，看画的人也大抵随口称赞一句“高雅、高雅”，没有引起注意，遭到迫害，实在要算他运气。

 

冬心的作品曾有过多种翻刻，算不得孤本秘籍。不过能偶然得到作者自己刻印的原刻本，还是使人高兴的。除了雕版印刷史、美术工艺史上的价值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譬如《北平笺谱》，有鲁迅、西谛签名的初版本和只有编号的再版本带给读者的感受就大不同。这是往往要被人们说成是“玩物丧志”或“古董家数”的。当然，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国家安定，经济繁荣，才能有随之而来的绚烂文化。在这里，我是赞成“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话的。

 

这次他们也取出了几种书，不过非常失望，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只有两本旧拓的《兰亭》，有程瑶田的题跋，是旧山楼的旧藏。闲谈中间，知道他们现在是以经营新版古籍为主的了。下面的门市部里确也陈列了大量的新书，这中间，不必说是有着不少各种版本的《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好逑传》、《捉鬼传》、《儿女英雄传》……的。这后一种，有一家书店的版本还题作《侠女奇缘》。这几种书，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里都大量地供应着；如果不是专营古籍的地方，就还有各种翻译、创作的“奇案”、“女尸”、“推理小说”、惊险样式之类的作品！

 

老实说，这种“繁荣”的景象，看了是只能使人感到单调与寂寞的，就像在沙漠上看到一丛丛仙人球、仙人掌之类的多肉类植物一样。

 

至于线装书的货源，那确是少得多了。这自然是他们改营新书为主的基本原因。

 

不过情况也不是绝对的，三吴一带到底还是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乡，遗存虽已不多，但并非绝无仅有。苏州市图书馆仅有的两部宋刻书就是近年来他们收集的。附近地区请他们去收购藏书的人家也还不少，不过因为经营方向、人手……以及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已经使他们长久以来放弃了这方面的业务了。

 

闲谈中听到了很多故事，都是不易忘记的。他们有一次在乡下发现了一屋线装旧书，已经邻于霉坏了，里面很有些善本。于是向县机关提出来，进行了整理。但不许由新华书店收购，当作宝贝又堆在另一间房子里。后来再去看时，许多书都残失不全了。一部孙星衍手校的明刻白皮纸《白虎通》只剩下了两本，另外两本说是院子里的谁煮饭没有引火的东西，抽去当了柴。

 

多年来遇到过不少经营旧书业的人，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见识广博、记忆力很强，装了满肚子的关于旧书流转的故事和知识。我总是劝他们抽空回忆记一点下来。不过效果很小，他们不是推说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根本当作笑话来听。有许多人，如上海、北京的郭石映、杨寿棋、孙实君、孙助廉……，他们如果肯作这个工作，是可以拿出不下于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这样的著作来的。至少写出像李南涧的《琉璃厂书肆记》、徐康的《前尘梦影录》那样的作品是毫不困难的。可是一本也没有，这些人都已先后死去了。闲谈中我出了一个题目，苏州一隅几十年中某些藏书家，其中有些是小藏家，他们藏书的主要内容、流散始末，……现在记录一下还不是很困难的。这一类地方性的文献史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全国每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都应该来作这个工作。

 

抢救、收集古旧书籍文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由于历史原因，过去这工作是通过旧书行业的渠道进行的，目前，就很自然地划归新华书店系统经管。他们虽然同样要与书打交道，但业务的内容、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至少用新华书店现行的经营方针进行一刀切的管理是不妥当的。

 

正如世医、儒医、兽医……虽然都有一个医字，却万不可误会他们于的是同一行当。望文生义在这里只能引起误会，造成损失。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些从事古旧文献搜集、整理、流通的专业工作者，是完全必要的，绝不能说是浪费。照我的粗略估计，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杭州……，现在还在岗位上有一定鉴定水平的古旧书工作者，一起怕也不满几十个人。这真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局面。接班人的情况好像也不乐观。不要好久，人们把家藏的宋版书送到店里，也无人能加以辨识、处理的情况必将出现。

 

更不必说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古典文献了。当然，宋版书送到书店里的事现在是很少了，但也不能说今后就完全没有可能。宋刻宋印的苏诗，就是由藏书者的后人送到苏州书店里的。当然，这是极罕见的情况，书店因此而得的到利润也不少，与经营《三侠五义》所得完全不能相比。不过文化事业毕竟不是一般的营利事业，这里不好用一把唯一的尺子来加以衡量。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中发表了一封读者呼吁“从废纸堆中抢救古书画”的来信，就报告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现象。一个县的文化馆里有四千多册古书画（这句话有语病，照例画是不能论册的），管理的人员说：“这些书画是从县公安局收集来的。前段时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古书画当废物烧掉，【名家散文阅读 www.htwxw.com】不知毁了多少。他们不是故意毁书画，而是不知古书画的重要。”当地另一位在法院的同志说：“这些残缺不全的东酉有啥用？我们机关里还有一堆。你若是要，到我们单位去拿。”

 

这事发生在湖北竹溪县。可以证明我从苏州听来的故事并不是仅见的，倒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公安局和法院严格说来不能算文化机关，在那里工作的同志缺少必要的文化修养也是不宜过分责难的。不过我们必须设法从速改变这种状况，则是无疑的。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