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至天启四年，是东林党人的辉煌岁月，明史描述这个时期，用了四个字：东林独盛。此时大明政坛，内阁、中央六部等关键部门，遍布东林党人。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东林时代”。

拿现在的话来说，东林党从一个在野党，走向执政党，用了十七年时间，这个奋斗期，不算短，也不算太长。

当然，也有人认为，东林党并不算党，甚至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团伙。日本学者城井隆智曾经统计，当时在庙堂战争中跟着东林党走的官员，大约只有五分之一是来自东林书院。这说明东林党在庙堂战争中占尽优势，但其优势来源却不在“党”，那么，其优势来源于哪里呢？

舆论、道理。

在后人评价东林党时，一些人把他们和一般党争集团混为一谈，把东林党参与的党争视为权力斗争。如果这样看早期的东林党，就未免庸俗化了。不能排除东林党也 有利益权力诉求，但早期的东林党是个信仰集团，以儒家为坚定信仰，他们与各党之争，既是权力之争，也是信仰之争。可以说，他们占据了道义制高点，所以才在 庙堂战役中屡战屡胜。

那么，在这个“东林独盛”时代，东林大臣有哪些政治作为呢？

有人说，东林党人在大明政坛除了热衷党争，党同伐异之外，什么也没做。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这四年东林辉煌期，忧国忧民的东林人在政治上还是做了四件大事。

哪四件大事呢？我们想说第一件大事，那就是言论开放。

东林党的第一项政治主张，就是言论开放。早在万历年间，顾宪成就提出“开言路”上书。执政后的东林内阁，更是旗帜鲜明地推行言论开放。因为东林人大多是言 官出身，所以他们最在乎言路通畅。在东林人全面执政之前，明朝对言路的开放仅限于官僚群，主要保障言官的言论，但是，东林执政后，开放言路则是全国范围， 由官及民。可以发言的不仅言官，不仅在朝的官僚，包括在野的庶民，所有人都可畅所欲言、纵论政治。

因为“开言路”，东林人激发了全民对政治的热情，掀起了全民“议政热”。同时“议政热”还带动了另一热——读书热。

史书描述，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东林书院迎来了第十七个秋会。以往东林秋会，最多也不过几百人听讲。而此次规模空前，参会的学子，五湖四海、成千上万涌上来。并且，没来的学子，也效仿东林书院，在各地掀起了读书讲学热潮。

这说明什么呢？是东林执政引发全国读书热。因 为东林党人个个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他们执政了，加深了人们对知识文化的渴求——只有读好书，才有可能从政，实现人生理想。也许有人认为，书生不适合从 政，但文化人和“书呆子”毕竟是两个概念，搞政治“书呆子”不行，但有文化的，一定要比没文化的政治素养高，这是不争事实。

开放言论，掀起议政热、读书热，这是东林人做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第二件大事是什么？

整肃吏治。我们知道，明朝中后期官场腐败加剧，买官卖官已经半公开化，明朝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对当时的卖官鬻爵有这样生动描述：

 说 有个叫晁思孝的老秀才，是个官迷，但是屡试不第，于是凑了三千两银子，弄个知府当当。起初，老秀才心疼钱，只取二千两银子，通过中间人向两个要员行贿，结 果要员把两千两银子撇出来了，说：“这是五千两的缺”。最低价三千。无奈晁思孝只得再取一千两，全部上交，于是得偿心愿。

这个白话小说，对明朝官场交易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明朝各个官职背地里皆有定价。这 种人事腐败在东林执政期受到控制。掌握了组织人事任命大权的东林党人，选拔干部的第一标准是清廉，因为高攀龙和杨涟这些人都是廉吏出身，所以他们对贪官污 吏深恶痛绝。明朝考察干部有“外察”和“京察”两种方式，就是中央巡视组地方巡查和官员进京述职报告，这两种考察方式，在东林时期，执行得最严格，官员一 旦在品德考察上不合格被罢官，终身不再起用。

    第三件事是保护工商业，提高商人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历朝都是重农轻商的，商人地位极其低下，明初朱元璋就出台过这样的规定：商人有钱也不能穿得比农民好，只能穿粗布衣裳。但这种局面在晚明得 到改观。东林元老、吏部尚书赵南星明确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也就是说，工商业和农业，对国计民生同等重要。他们反对加重工商户赋税负担，要求 皇帝“爱商恤民”。

对于东林党护商之举，也有人认为他们出于一己私利——维护本集团利益，说他们代表了江浙工商地主集团利益，但是我认为，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不应该搞“诛心论”，而要看它的大方向。实事求是地说，东林党护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大方向是进步的。

   这是东林人做的第三件事。还有第四件事，最重要，也是东林人最在行的：

   激浊扬清，拯救社会道德风气。

天启时期的大明，病入膏肓，国道中落，道德沦丧。虽然在治国之道上，东林人不及张居正那般厉行改革，变法图强，但在道德和节操上，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早期东林人也堪称正人君子。执政期内，东林人在道德方面率先垂范，使道德沦丧的大明，政风与世风，出现回春迹象。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明朝嘉靖年间，有个著名大清官，海瑞。而杨涟等东林人的行为一点也不比前辈海瑞差多少。

我们知道，海瑞是个苦行僧，苦到什么程度呢？史料记载，他穿的是布袍，吃的是糙米，从不贪污，更不用公款炒股。而且菜都不上街买，而是与家仆一道种。长年不吃肉。一次母亲大寿，他终于上街买两斤肉，引得屠夫感慨，十年不遇啊，我这辈子还能挣一回海大人的钱。

以杨涟为代表的东林中坚力量，过得比前辈海瑞还清苦。

明朝学者吴应箕《楼山堂集》描述了杨涟当京官后的家境：

“夫涟何如人也？家徒四壁，入计时止余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不能治装以去；及居言路，扬清激浊，尽绝馈遗，寒素之风依然白屋”。

说杨涟家徒四壁，两袖清风，想送老母回老家，都置办不了一身像样衣服，当了大官之后，从不收礼，家里没一件值钱的摆设。

左光斗他们的家境也和杨涟大同小异。为官廉政，两袖清风。

     在庙堂血雨腥风中成长起来的杨涟等东林六君子，无疑就是中国十字军的先锋骑士。从公元1604年东林书院成立，到公元1627年天启元年东林人接管大明政坛，奋斗17年他们终于有了“救世”的机会。

如何救世？六君子的回答是：以身作则，做道德模范。他 们和前辈顾宪成和海瑞一样，个个是忠实的儒家信徒。他们相信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儒学是天地间不变的真理。他们认为人人都按儒教道德学说严格要求自己，社 会风气就能得到净化。当然，他们的这种想法，在同朝的封建老官僚看来，过于天真，系“入戏太深”、“假戏真做”。但东林六君子还是义无返顾地做了。

应该承认，在道德品质这一点，东林人确实留下历史口碑、对此当时社会也是普遍认可的。《东林列传》描述，“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即使是市井小贩，在争吵时都会不自觉地脱口而出：“汝东林贤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

男女老少，都知道东林党里多好人，街道上，市民打仗争吵，都拿东林打比方，“你是东林党啊，这么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