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我去时，有几座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只见塔心是一个木桩，塔身全是黄土，垒在青砖基座上。夕阳西下，朔风凛列，整的塔群十分凄凉。
 
　　有一座塔，显得比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为主，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当家?中国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是羼杂互溶的，王圆箓几乎是个文盲，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也不抵拒，却会主持宗教仪式，又会化缘募款，由他来管管这一片冷窟荒庙，也算正常。
 
　　但是，世间很多看起来很正常的现象常常掩盖着一个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箓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读到潘絜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白，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的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锺。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二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因此，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窜而上，比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遗迹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几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zheng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赔偿一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里一作出进攻中国的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刹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几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的所有权，已经被悄悄地转移。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zheng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在考古专业水准上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了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篆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终于还是塞给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个几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箓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纷踏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惭愧，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
 
　　四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栓上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移世文物，所支付给王圆篆的全部价钱，我一直不忍心写出来，此刻却不能不说一说了。那就是，折合成了银子的一百三十英镑!但是，这点钱，对王圆篆来说，毕竟比他平时到荒村野郊去化缘的所得，多得多了。因此，他反而认为这位“斯大人”是“布施者”。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轻诗人的诗，他叫李晓桦，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斯坦因这些的学者，这些诗句也许太硬。但是，除了这种办法，还有什么方式能阻拦他们呢?
 
　　我可以不带剑，甚至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要告诉他，把世间文物统统拔离原生的土地，运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览，是文物和土地的双向失落、两败俱伤。我还要告诉他，借口别人管不好家产而占为己有，是一种与军事掠夺没有什么区别的文化掠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机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缴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细挑精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当然，更大的麻烦是，那时的中国处处军阀混战，北京更是乱成一团。在兵丁和难民的洪流中，谁也不知道脚下的土地明天将会插上哪家的军旗。几辆装载古代经卷的车，怎么才能通过?怎样才能到达?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嚎叫。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又一次在生死关头被他人认知，也被自己认知。
 
　　第二天，也就是斯坦因去世的那一天，伦敦举行“中国日”活动。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我知道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坦因不可能听到这两个消息。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铭文：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作家
 
　　通过极为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他平生带给西方世界最大的轰动是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在墓碑铭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国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肃。
 
　　我约略知道此间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文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谴责。
 
　　阿富汗的喀布尔，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一直想进去而未被允许，刚被允许进入，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就离开了人世。
 
　　他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灵魂又怎么能安定下来?直到今天，这里还备受着贫困、战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包围。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极端主义，正好与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对立。小小的墓园，是那样孤独、荒凉和脆弱。
 
　　我想，他的灵魂最渴望的，是找一个黄昏，一个与他赶着车队离开时一样的黄昏，再潜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黄昏，那么，他见了那座道士塔，会与王圆箓说什么呢?
 
　　我想，王圆箓不会向他抱怨什么，却会在他面前稍稍显得有点趾高气扬。因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虽然谁也没有投来过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远阒寂无人。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