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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明前夕，到诸暨去玩了三天。承主人的好意，连日来安排我们看了五泄，访问了陈老莲的故居，游了小天竺，还参观了枫桥镇上供奉杨老相公的大庙，边村保存得相当完整的边氏宗词。只是到了离开诸暨前一天的下午，才带我们去看了西施浣纱的遗址。诸暨是西施的故乡，地方上对她怀着很好的感情的，城里新建的漂亮的商场大楼就命名为“西施商场”，浦阳江上雄伟的大桥也叫做“浣纱大桥”。没有留心，可能还有别的商店、饭馆也使用着西施的名号，可是为什么他们把访问西施故里的日程安排在最后呢？
久雨初晴，我们走出城关，沿了江边缓缓南去，公路上扬起了一阵阵尘雾，没有多远，就能看见江上的浣纱大桥。再向前，遥遥望见公路边上有一座小小的亭子，那就是西施亭了。走近看时，并没有发现什么匾对，只是一座孤零零被捱挤得局促在江边的亭子。亭下就是临江的崖石，有两条逼窄的石径通往江畔，只容得一个人走过。石壁上有两个填了红的摩崖大字——“浣纱”。再下面的江水里横卧着的青石，自然就是当年西施浣纱的所在了。
这个地方小得很，连转身都困难。小亭子里已经有几个游人坐在那里，也挤不进去。好在站在这里也能眺望对江，望得见金鸡山下的村落，一色白墙黑瓦的民居，只是一侧新添了几幢新宿舍楼，却打破了整个布局的完整。从古代留下的地图上可以看出，芒萝山的石脉是一直婉蜒到江边的，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也许比公路修成更早，就被拦腰截断了。
今天的芒萝山已经被新建的厂房宿舍包围起来，简直就看不见山。山的前半掘起了一个大水池，开出的石料就用来叠起了山前的石壁，从下面只能望见山巅几棵孤零零的小树。
在山下、江边徘徊着的时候，不禁感到了无端的寂寞。
四十年前买到一部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刻的八卷本《芒萝志》，“梦溪张央，荆溪路迈纂辑”，久已失去了；后来又得到康熙刻“暨阳赵弘基家山汇评”的《芒萝集》残本上卷，现在倒还在手边。赵书只是崇祯本的翻版，不过少少变动了一下次序，多少添加了一点晚明的诗文，但在自序中却夸说如何辛苦搜集，正是过去刻书家常见的伎俩。书前有武宣序，说到芒萝，“山不过一卷石之多，野蔓交加，只堪供樵苏、牧竖之往来……”，可以知道很久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一片荒凉萧寂了。
翻看一下这样的地方名胜志，是颇有意思的，但也往往觉得无聊。
我曾经说过，人们编这种书，就好像下帖子把古往今来的诗人墨客请来开座谈会，而这种座谈会却往往是乏味的。因为大家说的往往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老话。这本《芒萝集》上卷，虽然收集了整整一册诗词，但还远远说不上完备。不过作为标本，也尽够了。
这一大堆诗词的主题，可以借锤峻的《诗品》序里的两句话来加以说明：“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人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西施被越王勾践选中，当做礼品献给吴王夫差，不论她是否意识到自己负有怎样的使命，也不论她曾在吴宫怎样“扬蛾人宠”，她的心情总是寂寞而凄苦的，她明白自己不过是一宗美好的货物。
而越大夫文种所献的破吴九术（或云七术）中，“遗之好美，以荧其志”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后来人们出于种种动机夸张得过了份，甚至把西施装点成女间谍的鼻祖，就不兔是神话或简直是昏话了。能指出这一点来的，整本《芒萝集》中好像只有王安石的一首《嘲吴王》：“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额，不悉宫里有西施。”
王荆公到底是有眼光的，寥寥二十八字，就将喷在西施脸上“红颜祸水”的污蔑之词洗得干干净净了。
“沼吴”以后西施的命运，也是聚讼了几千年不能解决的难题。四十年前我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还有一说也近于情理。那是越王沼吴以后，想了一想，吴国全是这个女人弄糟了的，正是红颜祸水，留她不得，捉来淹死了吧！这一说的根据是《墨子》的‘西施之沉，其美也’。”
这是见于史籍关于西施的最早记载，比后来东汉人的许多说法都更为可信。不过人们是不满意的，他们同情这个美丽的女人，不愿她落入如此悲惨的结局，这样就创造了她和范大夫泛舟五湖的传说。这是合于传统喜剧结尾的公式的，但也隐隐包含着对勾践的抗议或嘲讽，这才是《浣纱记》的结尾胜于一切“金榜乐，大团圆”的所在。
二
诸暨和绍兴是邻县。到枫桥去的那天，我们坐的车子就一直朝东向绍兴方向驶去。天色阴阴的，漫天遍野一片绿，远山淡淡的，大地上好像吸满了水雾。时而看到一片白墙黑瓦的房子，那就是一个村落了。浙东的民居都是这种格局，这种颜色。
白墙上开了大大小小的窗子，好像一对对盯着公路上来往车辆的眼睛。偶尔可以看见一棵大树，是白果树吧，有时候是一对，那说明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庙宇，树照例种在山门前面。庙宇早就没有了，只剩下两棵树寂寞地站在那里。
“就在那面，那个山脚下，是杨铁崖的家。”
听了这样的介绍，我只能“晤晤”的应着，其实我也认不准这是哪个山村。只是想，杨维桢写的字叉手叉脚的，一派奇气，可是又那么美，在同时代的书法家里，他好像完全不理会有赵盂顺的存在，这就值得佩服。这是一个怪人，流传着许多狂怪的故事。但也有使人不敢佩服的，他“创造”了“鞋正”行酒的方法。我想，这可能是从“曲水流筋”得到了启示的吧，那可是“雅”得有些“俗”起来了。
元末画梅花有名的王冕也住在这一带。提起王元章，人们总忘不了《儒林外史》里的描写，那个骑牛背上读书的小孩仿佛真的从烟雨迷蒙的田埂上走过来了。吴敬样的描写是以宋派、张辰两篇《王冕传》做蓝本的。宋传中说他“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就是被写入《儒林外史》的故事。又说他在北京对秘书卿泰不花说：“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回到越中以后，“复大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日：”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都说明他已经清楚地感到了动荡时代的即将到来。不过不同的是朱斌说他希望能遇到明主，做一番事业，张辰则只是强调了他的归隐。至于王冕的结末，两传的说法也不相同。宋谦说朱元津打下了举州，”
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治议参军。一夕，以病死“。张辰则说有一天闯进他家里来的是”外寇“，他和贼师大争辩，”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其实两篇传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宋谦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不能不说得好听一些罢了。朱元津起事以后，在浙江一带罗致了一些人才，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但这些人的结局都不大好。朱元津先后花了几十年，才一个个都收拾了，王冕不过是死得最早的一个。
吴敬样的小说拿他的故事作为楔子，看来也不是没有微意的。
县里的同志告诉我，诸暨这个地方过去出过不少人物。当兵的特别多，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出色的人才，不过地方上留不住他们。至今诸暨的高考升学率在全省还是最高的，征兵任务的完成也是头等的。这些信息很能帮助我们理解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民。文化水平不低，在过去叫做“文风盛”；好勇，也是越人的传统。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异的素质，倔强、独特，散发着特异的光彩，表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上，就出现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色泽。就在这枫桥路，既有元末的王冕，又有明末的陈洪缓，他们都是生活在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的大画家。
车子从兰亭折回，到了枫桥镇上，穿进一条乡间小路，雨后一片泥泞，车子歪歪扭扭地开进去，停在一块场地上。眼前是一片水塘，有两只白鹅在水面上游动，两旁都是菜畦，场地上满地稻草屑和泥浆。走进一条小巷，踏进边门，是一座空落落的大厅，三开间，五根带石础的柱子，屋角放着一架破旧的打稻机。这是陈家的词堂，据说是老莲祖父陈性学的“光裕堂”。除了颜色久已剥落的梁间彩画，已经寻不见任何旧时痕迹。几个木匠借了这地方做家具，在埋头做活。好寂寞的一个地方。
陈老莲的“宝纶堂”就在前面，走过去看时，就连房子也没有了。
墙边有一口井，据说还是当年的旧物。地上留下一些残零的石条，是过去的屋基。房子在很久以前就烧毁了，还是在太平天国以前的一次农民起义中给官军烧掉的。这些“故事”都是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乡那里听来的，他姓陈，这村里的人家都姓陈，不过他好像并不知道陈老莲的名字。
陈老莲也画梅花，可是画法和乡先辈王冕不是一路。他画的是工笔，古拙瘦劲，完全洗净了没骨画法的酣熟，和他笔下的人物、山石一样，都带有浓重的图案意味。
无论是牺厢记》里的双文，还是《娇红记》里的娇娘，都美艳、典重，古朴类唐画。
人物衣饰或花木山石衬景，落笔都极尽繁褥，但笔墨又非常简净，甚至是吝啬，屏除了一切多余的点染。这种风格在老莲的时代是一种创新，在以后则形成了一种流派。他的画风早在十九岁为来风季作绣像《楚辞》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画稿一直到二十二年后才刻成。其中《屈子行吟》一图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典型的屈原遗像，一个清瘦的古衣冠人物，有着说不出的忧思迟缓地在泽畔“行吟”，这只能是“三闾大夫”。
书前有老莲手书上板的一篇序文，一直是我爱读的文字，序的上半是：“丙辰，洪绶与来风季学骚于榕石居。高梧寒水，积雪霜风，拟李长吉体为长短歌行，烧灯相咏，风季辄取琴作激楚声。每相视，四目莹莹然，耳畔有寥天孤鹤之感。便戏为此图，两日便就。呜呼！时洪绶年十九，风季未四十，以为文章事业，前途于迈。岂知风季羁魂未招，洪绶破壁夜泣，天不可问，对此宁能作顾陆画师之赏哉！”
读了这序文，使我们仿佛看见了画家自己，连同他的举止、神态和心境。写这篇序文时，洪绶四十一岁，看样子已经在饱经人世忧患之后进入了他的晚年。在晚明那个时代里，一个艺术家走的是怎样的道路，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晰。
他画《九歌》里的《国殇》，只画了一个手执弓刀、满怀激楚的寂寞的老兵，在他面前有一把丢弃了的斧，这是战友的遗物。寥寥数笔，就写尽了古战场的凄寂景色，抵得上一篇《吊古战场文》。
提起陈章侯，总是有着说不出的怀念与敬重。他是第一个为《楚辞》作插图的画家，稍后才是萧云从。晚明画家对楚骚的非凡兴趣，这事实本身就是值得思索的。
陈老莲的画本由晚明刻工高手制成图像，成为那个时代最好的木刻。
这些印本都已流传稀少了，得到郑西谛的介绍，才先后复印行世。我最早见到的就是这些复印本，因此对老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到他的书画真迹，还是后来的事。论影响，他的木刻插图恐怕更大于绘画。这次到诸暨，可以说多半是为老莲而来的。能到他出生的故里来看看，即使没有看到什么值得驻足流连的遗迹，也觉得满意了。
三
到五泄去的那天，很早就起身，七时车子就开动了。原因是半路上有一个草塔镇，今天有集，晚了怕车子开不过去。
天阴阴的，看样子今天有雨。下雨也有集么？
车子逐渐减速，很远就看到了集镇，也听到了喧嚣的市声。本来就不宽绰的街被摊子塞满了，摊上都张着塑料布，有的只是马虎地盖着，既挡不住大雨，也遮不住飘进来的雨脚，摊子上面撑着支架，挂满了时新款式五颜六色的服装，卡叽夹克衫，女式的衬衫和牛仔裤，还有各式各样的日用百货，从收录机到打火机气罐，无所不有。照管摊子的多半是年轻的农家妇女，嘻笑忙碌地接待顾客。七点刚过就已经有那许多主顾光临了，他们大半推着脚踏车，簇拥着仔细别览摊上的货物。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几辆板车，车上装着新做成的家具，大橱、短柜，一式本色，不加漆水。我们的车子就跟在板车后面，好不容易穿过了草塔镇。
这个集有很长久的历史了，一年就这么三天，风雨不歇。昨天在小天竺就遇上了成群结队的农村妇女，都上了点年纪，穿得齐齐整整，鬓上插着红花，坐满了茶厅，桌上摆着香烛、食品，在那里品茶。打听下来，才知道她们都是赶着观音生日来上香的。为什么观音的生日正巧是春天呢？这个有来历的古老集市为什么年年安排在这几天呢？
这里有一个水库。
我们从大坝底下往上走，爬了好久才到了坝顶。我们要在这里等到五泄去的渡船。渡船有好几只，都停在坝底的角落里，一只大的，三四只小的。也许时间还早，而且总共也只有我们几个游客，司机还不知躲在哪里，我们就站在坝顶着眼前的风景。天阴阴的，时或飘下点雨花，眼前是一片绿。两岸夹山是绿的，水也是绿的。
放眼望去，前面不远处，水路就给迎面而来的山峦切断了。湖水里有山崖的倒影，很清晰地分出好几个层次，浅绿、蟹壳青、墨绿，再仔细看，整个的湖水都是墨绿的。这地方很像桐庐的七里泷，只是布局较小一点，比三峡自然更小。不过风格是相近的，都那么曲折、幽深、森严而肃穆。在我们的祖国，凡是有水库的地方，都能看到这种奇丽的景致。
我们坐了一只小艇，向似乎没有路的山崖水角处驶去，两岸夹山渐向后退，眼前展开的是两排看不到头的碧绿屏障。再过一个月光景，这里将是满山的映山红。
远处水边出现了一个小白点，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路转峰回，眼前又是一番景色，水面更加开阔。一路上每个山峰好像都有一个名字，简直来不及听也来不及记，看看有点像，可是到底又不大像，大概这就是“似与不似之间”的意思。
听说不久前一座峰头飞来了一只鹤，常在那里踱步。有人看见了：“鹤正站在那里剔翎呢！”我尽力望去，到底没有能看见，也许山头的绿色太沉也太厚了。
远处临岸的水色简直就是黑的。没有人说话，留下的是一片静寂的天地。船尾的马达响声，并不曾打破反而更增添了静寂。这时，猛地两三只水鸟从近岸水面上箭也似地掠过，在十来丈外的地方停下，在水面留下了长长的水纹。水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大概是凫吧？颜色是深褐色的，不容易分辨，细看才知道栖息着一群，也许是听见艇子的马达声受了惊吧。不一会，就又有几只掠过去了。等我们的小艇靠岸时，这一群都已经转移了。
转过山角就能遥遥望见山麓的一片白色屋宇。看样子应该是一座丛林，但又不大像。看看不远，可是也走了好半日，这就是改成林场了的五泄禅寺。
这是一座古寺，志书上说是唐代元和年间灵默禅师始建。不过大殿和山门都早没有了，门外溪边还残留着一些残断的石梁、石础，是当日山门的旧址。几株古树槎桠地分布在一片荒秽的蔓草中间。进门处壁上嵌着一方石额，上面刻着陈洪绶手书的“三摩地”三个大字，是光绪中重镌的，但无疑是老莲的真迹。陈章侯少年时曾读书于浣纱溪上白阳山麓的西竺庵，曾题“三摩地”于主人赵氏之室，见县志。
那么，这里的石额应该是从西竺庵抚刻而来的了。
进门后是一座小院，铺地方砖，杂植花木。一株玉兰正在盛放，花白如雪，缀满枝头，地上则是一片落英。这座禅房静室，可能是古寺仅存的遗迹了。屋内有一块刘石庵写的旧匾，“双龙漱室”四个大字。据说十年动乱中这块匾已经被打落在地，几年以后才从柴房中找出，幸而没有烧掉，不过已经缺了一只角，经过修补重新挂在这里的。这块匾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名物，但在五十二年前郁达夫写下的《杭江小历纪程》里已经提到，应该算得上是见于著录的旧迹了。
在林场新建的一排房子里小坐，吃茶。
五泄就是五个瀑布。五泄在浙江的许多著名风景区中虽然算不上最大、最著名的，但在很古的时候起就已受到注意。生活在六世纪初期的
郦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里就已加以详细的著录了：“江水之导源乌伤县，又东经诸暨县，与泄溪合。溪广数丈，中道有两高山夹溪，造云壁立，凡有三泄。泄悬三十余丈，广十丈。中二泄不可得至，登山远望，乃得见之。下泄悬百余丈，水势高急，声震水外。上泄悬二百余丈，望若云垂。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王国维《水经注校》卷四十）
可见在郦道元时，人们还只知道有三泄，后来在《舆地志》里，才出现了五泄溪的名字：“五泄溪，在诸暨县西五十里。山峻而有五级，故以为名。下泄垂三十丈，广十丈。中三泄不可逾度，登他山望始见之。上泄垂百余丈，声如雷霆。”
离开五泄寺，右折，沿山脚走去。没有好久，就能隐隐听见闷雷似的吼声。一路上林木丛竹，漫山遍野，像张着一堂绝大绿色的舞台幕布，使人略略焦急，猜不透到底掩盖着怎样的奇妙光影。路转峰回，跨过又一条转折的山凹小径，这时大幕一下子拉开了，终于看到了第五泄。
重叠的山岩，磷峋的石壁，上面生着灌木的短丛，像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唇上的短须，口角张处，一条雪白的水柱悬空而下，喷珠溅玉，是大口吞下一口酒的余沥吧。瀑布落在一片水潭里，变成了一道溪流，中间有一串排列整齐的大青石块，从上面可以走到对岸。那里有一道崭新的金属围栏，婉蜒着穿山而去，看不到尽头。
满山的绿，雨后空气里孕含着太多的水分，这地方就像一块绿色的大海绵，随便碰一下就能溅出水来。
围了栏杆的小路是沿着山壁开出来的，走起来并不费力。不能不感到我们今天的好运气，从郦道元起，就少有人能完整地看到五泄，尤其是第四泄。他们只能站在另外的山头上遥望。我们缓缓地登山，每一步转折，都能看到崭新的光景，山石、树木、野花，随宜布置，处处都是美的，好像落入了奇妙的万花筒里。
我们走得很慢。走到山腰时看见山脚闪出了一面红旗，是一支小学生春游的队伍，孩子们嬉笑着爬上来，他们哪里是爬，简直是在跑，一霎眼就到了眼前。我们停下来让他们过去，一片喧声过后，又一下子都不见了。
终于爬上了东龙潭顶，看到了难得一见的第四泄。涧水被束缚在仄仄的石槽中间，水花溅起，如雾如烟，在迎面而来的石壁上撞击，溅落，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它是真的被激怒了。
第三泄和二泄其实只在一转折之间。水面铺开了，一个大的转折以后，在一片石洞上曲折泄下，形成了散落的态势，飞舞、捱挤、追逐，组成了一片喧笑，快乐地奔泻而下了。
山角一座竹楼的基脚已经树起，旁边是工人的工棚。这地方选得好，正是喝茶观瀑的好地方。五泄已经存在了多少万万年了，“逝者如斯夫”，从不停歇地流着流着，经过了多少曲折、束缚、弛放、磨练，最后汇成了水库，给人们带来了光和热。坐在水阁上观瀑，是可以想得很多很多的。
还要爬好久呢？在就要到达顶峰之前，还是不能不闪过这样的念头。
一泄到了，这是一条注入深潭的瀑布，从容，轻缓，显示了涧水入山以前的好性情。就在水流下注的地方，有两个水潭，是所谓大小脚桶潭。
水深得很，应该就是长年累月的激流凿出来的吧。
又经过一段泥泞的山路，才是刘龙坪，这是万山背后一块小小的平地。我们走进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吃茶。屋前有两棵树，遥望是一片寂静的山凹，听见了鸟声。
这座房子的原址是刘龙庙。刘龙子是个传说中的神话人物，是个吞了俪龙珠后化龙飞去的仙人，不过每年清明都要回来给母亲扫墓，来时必带来满天风雨。坐在小屋里吸着淡淡的山茶，听着这样荒唐而美丽的故事，不觉坐了许久。
从山背下山，满眼竹林，路边时时可见爆出的新笋，偶然可以从林木空隙处遥望远山，觉得这实在可以算得是一座伟大的盆景。又遥遥看到了郦道元所说的“登山远望，乃得见之”的“不可得至”的二泄，不能不佩服古地理学家认真踏勘然后下笔的求实精神。
回到五泄禅院午饭，饱吃了极鲜嫩的新笋和豆皮，喝了两瓶西施啤酒以后就又去游西龙潭。东、西龙潭之间夹着的就是那座峻削的山脊，山那面是五级悬崖飞瀑，这面则是曲折幽深的溪涧。山路依崖开辟，曲曲折折，路上有无数石板桥，随时可以过渡踏上对面的山沿小径。悬崖上有时可以看到怪柏中间盛放的白色山桃，还有南方少见的榆木林，挺拔的树干上下错杂散布在一片山坡上。涧底淙淙的水声并不喧闹，有时还是只能听到水声的伏流。迎面而来的处处峰峦，奇削、幽峭，几乎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在五泄寺里曾看到过一块新雕的徐渭“七十二峰深处”小小石碣，说的就是这一路上奇幻无尽的峰峦。这地方的格局有点像杭州的九溪，但曲折幽深的气势却要好得远，夹山的逼窄更增添了几许森肃。我们没有走到一线天，看见燕尾瀑就折回了。从主人的介绍中可以想见，那应该是和四川的剑门有些相近的地方，虽然五泄更突出的是江南山水的秀特而非蜀山蜀水的雄奇。
我们提前赶到了渡口，小艇刚在靠岸下客，驾驶员拿拖把冲洗完座垫就跑开了，大概是等候随后赶来的游客。这时天上的细雨密起来了，张了伞坐在舱里，就这样一直等到艇子向一片迷蒙的雨网中驶去。湖面上笼罩着一片冷雾，山峦的色调变得更暗，好像画家的墨笔在水孟里狠狠地蘸了一下就大胆地抹过去，很快变成了一片氤氲。
张了伞也遮不住横飘过来的雨脚，有点狼狈，可是我喜欢这雨，不怕它打湿了衣衫。这时，又有几只被惊起的水凫从面前划过，像箭似的一下子就钻人迷蒙的雨障里去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富春
长久以来就怀着到富春江上去看看的愿望，只是到了今年的春季，才得匆匆去走了一转。现在要动手写一点记游的文字，却又已是秋天了。
我的一直念念不忘于富春，不只因为这条江水有着那样一个非凡美丽的名字，仿佛一提起就会梦见在烟峦云树中隐约出现的一位仪态万方、丰神绝世的美人，也还另有别的原因在。那就是很久以前从《六朝文絮》上读到梁代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吴均的那封信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字，可确是把富春江上的风光写尽了，这与郦道元的写景文同是出现于六朝时期的名篇。《水经注》写了三峡，吴均写了富春，此外就又有元代著名画家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卷。这个仿佛画家坐了小船在江上旅行时拍下的奇异的长镜头画卷，也实在是一件不平凡的作品。最后就是郁达夫的散文《钓台的春昼》。他着意写了桐庐的桐君山和严子陵的钓台，却已不是单纯写景的文字了。此外自然也还接触过有关富春难以数尽的诗文，但曾留下印象来的却没有了。
今年春天多雨，在杭州躲了两天才好不容易盼来了春晴。一清早就赶到九溪，搭上到富阳去的班车。开始时还傍着钱塘江走，没好久，就一头钻进了山窝。公路两侧是一片片三麦还不曾收起的田垄。多雨加上春寒，不只推迟了季节，对早稻也会有影响的。不过太阳出来以后，很快又感到有些潮热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车子就到了富阳。这是一个热闹的小城。走出车站，就能看到并排的两条长街入口，沿江的一条就是春江路了，郁达夫的故居就在这条路上。提了旅行包沿街一直走下去，真是好长的一条街，快走到尽头时已经可以看到开阔的江面和挺立在面前的鹤山。
这里出现了一片新建成的楼房，有些还是四五层的建筑，是招待所、办公楼和宿舍，好像完工还没有好久。找来找去也没有看到达夫故居的门牌，原来这已被围在高楼后面的一条深巷里。叩了许久门环也没有人出来应门，于是只能站在围墙外面瞻仰了诗人的旧屋。这是一座两层的旧式楼房，在墙外可以看见那也许就叫做松筠别墅的楼厅，黑漆的一排明窗大约还是老样子，不过推窗南望，现在已经看不到什么江帆、山影，而只是一排新楼。
在鹤山下面兜了一个大圈子，又从正街上走回来。这里充满了江南小县的一切可爱的事物，时兴的百货、古旧的药店、从农民肩上送出了一片叽喳的鸡笼、照相馆橱窗里的时装少女……在街的正中有一家春江饭店，里面同样挤满了就餐的人群。
饭桌上摆满了白地蓝花的大瓷碗，里面盛着一种粉红色的液体，人们大口喝着这种介于汽水与啤酒之间的饮料。我希望能在这里吃到著名的鲥鱼，却不曾如愿，只吃了据说是鲤鱼的炒鱼片，不过似乎又不大像。
下午一时，我又坐在去桐庐的班车里了。这一次，是毫不夸饰地钻进了山国。
公路就是劈山过后修成的，在峰峦涧谷中间穿行，处处都是危险的转折、回旋。
山上种满了松树，还开了不少茶园。那些山顶的幼松，就像少女额间的短发似的。
一路上看到不少新建的小型制茶厂、水泥厂和碎石厂，给这几乎是终古没有人迹的深山平添了不少生趣。碎石厂发出的是一种单调、寂寞的声音，不过却是一种跳跃着活力的音响。在这里，人们会比较容易理解“靠山吃山”具有怎样一种含义。
一时五十分，车到新登。这里本来是新登县，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大镇。五分钟以后就到了一个叫做窄溪的地方，公路陡然从山边崖角穿出去，一下子就看见了大江。公路很窄，下面就是悬崖，山壁上还有修路、开石方的工人。有的崖壁上渗出水来，砂石被染得深红；有时还可以看到崖间凌空悬着的大石块，只有很小一部分和崖壁联在一起，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崩裂下坠，石块大得恰好能把公路封锁起来。
富春江就在脚下向前境蜒伸展，隔岸的青山这时也开始挺拔、密集起来。崖边、路角不时点缀着一两株葱郁的古树，在春天的阳光下像一把把张开的绿色的伞。
江里有航班的轮船，更多的则是木船，这里的航运也是繁忙的。
不久，就看见前面有一座大桥。对岸桥侧有一片工厂区，过桥就是桐庐了。
这是一个依山滨水的城市。古老的桐庐旧城从清末起就已经是个荒凉破败的地方，它现在似乎只剩下了一条沿江的街，一条经过新建、显得繁荣热闹的长街。从著名的桐君山开始，经过这街，一直可以通往新建的坐落在山腰的新区，县级的领导机关和其他一些单位都在这里。建筑几乎都是新的，环境是优美的。县委机关就在过去是唐代始建的圆通寺的原址。这里四周有不少参天的古树，从那树木分布的格局，很容易看出这里本来是一座寺院。左近的招待所也是在一座山脊上，推窗外望，迎面就是一片山峦，恰如一座翠绿的屏风。这是一个迷人的所在。宋代的范仲淹的一句诗“潇洒桐庐郡”，说得实在不错。范仲淹当年一口气写了六首诗，每首开头都用了这一句，可见他确是认为抓住了这个小城的气氛的。
在长街上的一家桐江饭店里吃面。这里比富阳的春江饭店还要差一些。墙上挂着一块黑板菜牌，只见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写着“完”字的小白纸片，好像也已经贴了很久了。看来小城里的居民似乎对吃喝并无太大的兴趣。后来发现斜对门有一家卖小笼包子和云吞的店却是生意兴隆的，价钱也并不便宜，和上海差不多。
在长街上倘佯，一直走到富春江和桐溪汇合的渡口时，已经临近黄昏。隔水遥望，临江耸立的桐君山，这时只是一片暗黑的浓绿，在山巅是一座小巧的白塔。穿过小巷走下了江边，暮霭已经逐渐收拢，宽阔的江面上罩着一层水雾，真有一片烟波浩渺的气势。极目望去，桐江上游被两岸的山峰锁住，一片迷蒙看不真切。这后面不知道还有几许山重水复的转折，和三峡的格局简直没有什么两样。我在这里站立了许久。从前人们在这一带旅行，交通工具只能借助江船，在这样的时分，大抵总要停舟留宿了。如果旅客是一位诗人，面对这样的江山风物，唱出“日暮客愁新”
这样的句子，那将是毫不奇怪的。
这个小城还保留着浓郁的农村气息。清晨五时，拉线广播就开始播音了，比这还要更早些的是耳畔山鸟的啁啾。推窗一望，只见满山晴翠，又一个出色的春晨。
县委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得很早，他不但热心地为我安排、盘算了到钓台去的方案，还介绍给我两位负责钓台重修和全县文物工作的同志。这是非常值得感谢的。隔天晚上，我也曾向街上的老人打听过去钓台的办法。他们告诉我，小船大约很难找到，唯一稳妥的方法是从七里泷富春山的山背翻下去，那就连钓台也在脚下了。这自然不失为一个雄伟的计划，但当我在宣传部的同志面前提出时，他打量了我一下，摇摇头微笑了，也并没有再说什么。我看他是不想打击我的积极性。
想在一天中间完成去钓台的游程，看来是太局促了，何况桐庐的桐君山也是不可不看的。今夜可以考虑住在富春江水电站，顺便看看大坝。
主人的好客和周详、细致的考虑，使我只有感谢。
四十八年前郁达夫仔细写过攀涉桐君山的经过，那是直到今天读起来也依旧很有趣味的。这中间，自然是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不过桐君山还是桐君山，它依旧雄踞在桐江之畔，那么挺秀、那么雄奇，半个世纪在它看来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当年郁达夫是夜访，今天我们却是晨游，当年的义渡今天也变成了机动的摆渡船。一船的乘客大约有二十来人，在船舱里人们随意把米袋、活鸡、油瓶……都放在脚下，年轻的女服务员在卖着票，每位两分。乘客里游山的大约只有我一个。天目溪也实在很窄，轮渡叫了一声后，船尾稍一摆动就到了对岸。
登山的石级年久失修了，攀登时只好跳来跳去，比爬没有路的山坡似乎还要吃力。山路盘曲着，在半山我们遇见了修整山路的石工，他们是从山上向下逐步整修的。再上去就能看到那残破仅存的殿宇，还有一两间禅房。前两年这里也曾是一间工厂，最近决定修复时才迁走的。这两年在不少名胜地方都曾见过工厂的痕迹，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只从运输条件上考虑，也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把车间放在山顶，搬上原料、运下成品看来都是非常吃力的。唯一的理由也许是，这些地方总有几间破房子，可以占了来加以利用吧？当年郁达夫看到的女墙、围墙、朱红漆的大门都不见了，我们一下子就来到了道观的心脏地区。“元始天尊”（？）和他的同僚、随从也一个都不见，只在一大片青石板铺成的地坪上看见几根残破的石桩，还有一个石栏砌起的“莲花池”。
值得庆幸的是满山树木并不曾遭到破坏。就在道观遗址前方，从山腰深处耸起了几株覆天蔽日的古树，我向同伴请教了它们名字——莲香树和榔树。也许这并不是学名，只是活在人们口头的名称。它们张开了一幅阔大的碧绿帘拢，从枝柯的隙缝里可以看到一片万里晴江，与昨晚所见的薄暮桐江又自不同。阳光实在太艳丽了，江面上铺着的依旧是一片薄纱，一片使眼睛发眩的晴霭。这里的山光水色，就是这样不肯轻易使人遥遥看到她的容貌。是羞涩呢还是矜持，要么就是故意的捉弄。
俯视那渡口时，天目溪和桐江汇合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条分明的界限。溪水是极清澈的，桐江呢，却早已不像吴均所说的“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了。
山顶这座残存的破庙，当然就是所谓“桐君祠”了。自然也有一点相应的神话传说和故实，不过我一点都不知道。那座七级的白塔却实在秀美得很，也不知道始建于何年，但记载中曾有“景定元年（一二六零）重修”的话，可见这至少也是一座宋塔。使我最感到喜悦的是，山前山后、山上山下布满了古树。这里有樟、桐、枫、杉，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古树，有几百年树龄的也不只几十百株。后山还有极好的大片竹林，都是碗口粗细参天的毛竹。林木之间是够得上“荒秽”的了，落叶到处都有半尺来深，踏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人们把“席丰履厚”作为豪侈的一种标识，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到处都有浓郁的草木香，自然也有腐烂枝叶的气味，这一切，真的都是喷人欲醉的。
从桐君山上下来，到了文化馆。在这里我看到一部乾隆刻的《桐庐县志》，有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严州知府、桐庐知县吴士进等序。
这书在此时此地，不只是善本，简直可以算得是一部宝贝。关于本地的许多名迹，这里都有详细的记载，因此在整顿、修复许多游览点时都能从中得到帮助。过去这里曾经藏着许多钓台的石刻拓片，前些年都被当作“四旧”一把火烧掉了，现在想重刻一些石刻也没有法子想。据我所知，明代曾经有人刻过一部《钓台集》，那里面收集的碑文、题记是很丰富的。
随便翻翻，这部乾隆志所收的资料还是颇为丰富的，顺手摘抄了一些。使我感到有趣的是有关圆通寺的一节故事：“老僧欲植万松于路，乡人虑其蔽日，诊于县。县以符洁之，僧答以诗曰：”
本不载松待茯苓，只图山色镇长青。老僧他日不将去，留与桐江作画屏。‘事遂已。
“这位老僧未必说得出植树的重要意义，也许只是图好看。不过想办点好事并不容易，反对的人是多的。我怀疑这里所说的“乡人”大概是一些地主，他们有大块的田，还动不动上衙门告状，这都不像是普通老百姓的行径。老僧的诗写得不坏，说明他没有自私的动机，只要想绿化一下环境。同时又颇为尖刻，县令和“乡人”
读了不免要脸红，只好拉倒了。今天县委大楼附近的许多松树，也许就是这位老和尚留下来的吧？
从桐庐到七里泷，长途汽车只要一个小时。在招待所里住下以后就出去看水电站的大坝。
开阔的桐江，到这里突然束紧了，横跨江面的坝身就像一条束腰的带子。这是一座壮观的工程，坝顶的路面可以并排行驶四部卡车，两侧有人行道。我们在坝上缓缓地走，山风忽忽地从耳边吹过，颇有寒意。
向上游望去，正如吴均所说：“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这不是普通的山，它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强烈的萧森之感。江身狭窄，夹峰高耸，即使是晴朗的好天气，至少也要留下半江阴影，因此山色经常是墨绿的。山上生满了的“寒树”，有一种注本说这是指“耐寒常绿的树”，我看也不一定。无论是怎样的树，长在这里的山上，就非是“寒树”不可。在这里“寒树”不是特定的种名，倒是切当地写出了诗人心头的感受。江水从上游婉蜒曲折地流来，在不远的地方就已有两三叠曲折，柔软得正如美人宛转的腰肢。右侧突起的峰峦上面，矗立着几只银白的电塔，是插在高髻云髻上的玉辔吧，这是不久以前为她添置的新妆。
电站大坝上面有巨型的吊车、行车，从机房伸出了碗口粗细的钢缆，牵引着一排闸门上庞大的闸板，每扇钢板的表面都留下了层叠的水痕。
闸门内外的水位相差在二十米左右，上流的江水依旧是急速的，但已不再是“急湍甚箭，猛浪着奔”，下游则真的“波平如镜”了。大坝的尽头有一只狭长的槽，里面顺序挤满了几十只满载着木柴、山货的木船，在等待开闸放行。船家这时都在船尾烧火作饭，他们在简单的行灶里塞进短粗的木料引火。这里大概每天上下午各有一次开闸放行，可惜我们没有能看到那百船争流的动人光景。我想在这样的时刻，摇了一只小船冒着急流从船槽里逆流而上，该是多么艰难而不可思议。看来今天想用这种古老方式去游钓台的人，大概是没有了。
在坝上徘徊时，我又向同伴打听了著名的富春江鲥鱼的近况，得到了这样的知识。鲥鱼是从海水里向上逆流游来的，它喜欢大水、疾流，也喜欢适当的水温，每年春天都要到这里来产卵。大坝建成后，当然大大影响了鲥鱼的活动。据说曾经设计了一种巧妙的三层“之”字形的“鱼梯”，试图解决这个困难，但不知是否有效。
过去这里还生产一种只寸把长但体肥味美的子陵鱼，和鲥鱼一样，都是为了向严先生朝拜并为他提供垂钓方便，每年春天在七里泷汇集的。
不过近来也大量减少，不见了。看来，子陵先生的“威望”，目前确已降低到临近破产的程度。
正式出发去钓台，是在第二天的清晨。离开招待所后，沿了右侧的山边公路，步行了大约半小时光景，就来到一处江边水驿。这里有三四间人家小屋，可以供旅人歇脚。狭狭的路边叠着石块垒起的围栏，杂植了各种草花，一头驯顺的黄狗在人们脚下徘徊，对每一个陌生来客都表示着欢迎。一位老年妇女从内室取出茶水来待客，我们把随身的包袱寄放了，随后登上了一只小小的航船。不是预先提出请求，它本来是不来停靠这里的码头的。同伴还搬了一大叠预制好的门窗构件下船，这些就是重修严先生祠堂的备料。
小船向上游进发。这里大约可以算做这条江水最为美丽的段落，一路迄通行来，在两岸高山狭谷中间前进，简直猜不透前面还将出现多少道曲折。石壁是雄峻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但一例青翠，是一片连绵不断重重叠叠的碧玉屏风。山后面还是山，真不知道它将延伸到什么地方。这里的风景不知道曾经使多少诗人为之激动，唐诗人方干说：“一瞬即七里，箭驰犹是难。墙边走岚翠，枕底失风湍。”这是说，过去在这里行船，上水下水，有风无风，是大有区别的，所以才有“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的俗谚。现在修了水坝，有了机动船，情形大不相同，但“走岚翠”的境界到今天也还依旧存在。诗人写景的手段是值得佩服的，
他在面对现实时是用今天手执电影录像机者同样的眼睛、头脑观察、思索的。此外写得好的还可以举出杜牧的《睦州》诗：“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有家皆掩映，无处不瀑援。好树鸣幽鸟，晴楼人野烟。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这诗写得客观，写得淡淡的，但确也写出了这一地区的风貌、风格，同时也说出了诗人自己寂寞的无可奈何的心境。
船行了没有好久，同伴就在我耳畔喊道：“钓台可以看得见了，那不就是！”
我随着他手指处望去，看了许久，依旧辨识不出。眼前好像展开一卷黄宾虹的焦墨山水，到处是奇峰、翠蟑、古木、枝柯，一下子哪里分辨得出？又过了七八分钟，小船开始向岸边拢近时，这才真的看到了钓台。这是两座突起耸立的山峰，好似两大石笋。它其实并不是绝顶，在它背后还有着更为高峻的富春山的屏障。
我看见过一幅明刻的《钓台图》，刻工非常简单古朴，是嘉靖甚至更早时期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中，钓台似乎就是这个样子，实在是上了很大的当。这张图把钓台画成两座孤立的石笋，背后只有一点远山，登台的路用一条凌空的曲线表示，一些山石林木也没有。这当然不是真实的钓台，只是带有导游性质的示意图。不过它也有忠实可取的所在，它画出了江水的波纹，岸边题了“严先生祠”的石坊，走上去是围墙中间的祠堂，左面是是客星亭。这些，就在今天也还有参考价值，因为这一切，除了一间即将倾倒的破屋以外，是什么都没有了。
那间破屋看来并非当日祠堂的遗物。屋里有一口土灶，两只木床，是修复钓台先遣人员临时的休息之所。但那墙上还嵌了一块“嘉靖辛酉（一五六一）都御史滁上后学胡松拜识”的《过严祠书留台壁碑》。在破屋外面，还留下了几块残碑，一块是有名的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很多人都在（古文观止》里读过的，但也并非原碑，而是明代的复刻，碑面剥落，连年代和行名都看不清了；此外还有一块正统二年（一四三七）的《重建祠堂记》，碑上有一段题记倒是很有趣的：“嘉靖元年（一五二二）五月付八日，棠陵方豪秉炬登拜。时江风大作，仿佛见先生之神。”
这是比郁达夫还要早四百一十年的另一位“怕在这荒山里要遇见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的游客的自白。
除此以外，还有一块断角的正德旧碑，一块断成两半仆在地上的碑，现在我们只能看见它的背脊。据同伴说，这里本来还有很多旧碑的，但自钓台被“砸烂”以后，在十年动乱中间，这些石材都已跑到人们的门前、檐下，变为建筑材料，发挥另一种作用去了。留在这里的几块，大约因为石材较大，运输不便才得到幸免。
修复的工作正在开始，已经平整了一块地基，储备了一些砖块和门窗木框，准备先在这里造两间房子给工人们住宿。循路登山，新铺的石板山路平整得很好，走起来一些都不感到困难。不过只铺成了四百来级，约占全程的五分之一光景。石料是从别处运来的，铺成每块石板的工本约一元余，要算是很经济的。再上去就是破坏得非常厉害的旧路，看来总有几十年不曾修整了，几乎已经不能再算是路，想站稳都困难，山路四周塞满了杂乱的草木枝柯，我们就这样攀藤附葛地前进。半途坐下来休息时，发现山石上有石刻题记，已经风化得不可辨识。费了很大气力才认出是万历中的题名。以后再经过几度曲折，就来到一处叫做“中亭”
的地方。这里恰在山腰正中，前面树立着一颗石笋，左右上方就是东台和西台。我立即恍然大悟，那张明代《钓台图）所画“丫”字虚线的分叉处就指的是这里。那座石亭还基本完好，不过石柱上的刻字已被凿掉，只知道这是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一位广东人重建的。不想再停留休息，紧接着急急地奔上了东面的子陵钓台。
在这悬崖百丈的高处，极目望去，江水如一个倒写的S字，深深睡在一只翠绿的锦盒里。江流回折处，大约就是鸬骘湾，却看不见水坝，那是被回峰掩却了。台侧崖边，有一株探身向下窥伺的莲香树，虽然并不怎样高大，但也有了相当的年纪。
桐江两侧的群峰叠蟑，严然是一架巨大厚实的绿丝绒屏风。梁代吴均称赞这里的风景“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不是没有根据的。它雄伟，又幽峭，更秀媚。这许多特色集中在一起，合成了一种终古如斯的静寂。
严子陵找到这样一处地方“垂钓”，自然有他的理由，难道他真想从这里钓起两三百丈底下江里的鱼儿么？
东台现在是一无所有了，只剩下几处石柱础的遗痕，说明原是石亭的所在。同伴告诉我，在十年动乱中，是附近工厂里的一些年轻人摧毁了这座亭子。他们还动用了机械工具，当石亭被辘轳拉倒后，人们哈哈大笑了。那真是“史无前例”的十年，这“史”，不能狭义地只理解作中国史，应该更确切地说是人类史。煽起那许多群众陷入疯狂，在全国范围内无孔不入地进行了大破坏，对破坏的“成果”的评价是狂笑，这一切，难道是可以想象、容易忘记的么？
是年轻人还是指导他们的“理论家”呢？对谢皋羽则比较宽容一些，西台的亭子还照样站在那里。自然，一些石刻、碑文都砸掉了，因为这些都是出于“封建文人”之手的东西。谢先生有着爱国志士的好名声，比起消极退隐的严先生要较为可爱一些，因而区别对待的吧？这只是我的推测，不知道可真确。
西台的风景似乎比东台还要好。上游是通往建德去的，视野更为开阔，正是水远山长，婉蜒无尽。漫天遍野的绿也没有尽头，只可惜在辽远的江岸侧边出现了一小块黄色，好像整块绿丝绒被剪去了一角，打上了一块黄布补钉。原来在那里新建了一个什么小工厂。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我想，只能在那里尽量多种一些树，加以补救。
在西台遥遥向南岸望去，就是白云村，烟村人家都历历可数。据旧记，这里就是唐方玄英归隐之处，谢皋羽的墓也葬在这里。
谢皋羽是文天祥帐下的咨事参军。南宋景炎二年（一二七七）别天祥于漳水循，后二年，文天祥被俘北去，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被杀。
此后每逢天祥殉国忌日，皋羽都要野祭。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零）“哭于子陵之台”，作《西台恸哭记》，是极沉痛、洋溢着家国之感的有名文字，清黄梨洲曾为作注。皋羽选取了西台哭祭文天祥，在记事文里不敢明写文天祥的名字，连一起野祭友人的名字也不敢写，只好用“甲乙若丙”的代号。祭毕下台登舟，还为了躲避“逻舟”，“移榜中流”，他对子陵祠旁僧舍的印象是“毁垣枯瓷，如入墟墓”，这一切都可以使我们想象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恸哭记》说：“设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倾者三，复再拜起。……有云从南来，潋吧渤郁，气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暮来归兮关水黑，化为朱鸟兮有味焉食。‘歌阈，竹石俱碎。“这是一篇煽动性极强的文字，它煽起的是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每逢国家民族遇到危难，人们总会记起皋羽。黄梨洲就是一个例子。
同伴告诉我，他曾到对岸去勘察过谢墓，原有的石人、石马都已被敲碎，墓地现在是一个大而深的潭。还曾有一座许剑亭也拆毁了。这一切当然是在“破四旧”
的口号声中干下的，此外还有一种流言，说皋羽墓中葬了一颗金头，还有夜明珠..发掘的结果自然是失望。谢皋羽并不是大官，也不曾被元朝捕获斩首，怎么会在遗体上镶一颗金头呢？十年浩劫中这类性质的破坏往往带有某些农村特点。
从钓台下山时，遇见了当地一位大队的支部书记，他正想进城谈判由生产大队承包钓台修复工程的问题，恰好在这里碰上了工程负责人，他们就坐在江边的断碑上热烈地讨论起来。钓台这块地方千百年来一直是严氏家族的私产，解放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但又不像桐君山那样成为国家的公产，钓台分给了两个大队，是集体所有性质，因此在政策掌握上又有所不同。譬如山下的一棵批把树，树本身属于风景点，生产队有保护的责任，但每年生产的果实是归大队所有的。
站在江边眺望隔岸的青山，面对汤汤的江水，一面想着严子陵的故事。这时，江面上忽然出现了随波而下的什么东西，一位青年农民拾起身边的碎砖块向江中掷去，逼使它渐渐向岸边飘来，不久就能看出这是一条挺着白肚皮的死鱼。但那青年并不去捞它上来，又任它飘去了。他说，这是给上游的一家什么化工厂的废液毒死的，【名家散文阅读www.htwxw.com】吃不得。这是我偶然得到的关于富春江的鱼的使人沮丧的消息。
就在这天下午，我在桐庐搭上了返回杭州的江轮。这是一条新的双层中型客轮，非常舒适，坐在临窗的座上可以饱看江景。旅客很多，但并不显得拥挤，大部是短程的农村乘客。一路要停靠许多码头。只是在这一路水程中间，才能细细领会黄子久《富春山居图》的妙处，悟出这是一幅高度写实的作品。平沙远清，到处都有“白沙翠竹江村”的小景。
远山层叠如带，近处的山色是浓绿，远山是蟹青，更远些就变得更淡，简直只是一抹淡墨而已。江中有时也出现狭长的浅滩，上面有成行的幼树，在黄子久笔下，这只是秃笔一抹，但神似极了。除了航班船、运输船，江上还有挖泥船在作业。一路上还看到很多碎石厂，全都在岸侧的山脚放炮炸山取石，就近粉碎，并在不远的临时码头上装船。我不知道这样做会在经济上带来多大的好处，显而易见的是几百里沿江的翠绿屏风被无情地破坏了，到处是七零八落的土黄、储红的豁口，和尚穿的百袖衣怕也没有如此的破烂、芜杂。这是此次江行使人感到不舒服的又一现象。
默默地坐在船上，还是忘不掉钓台和听到的关于钓台重修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我想，重修后的钓台，理所当然地应该保留旧有的素朴、古拙面貌，宁可简单些而不必追求不谐合的华朊。在东台上，最理想的也还是出现一座倪、黄笔下造型的石亭。无论苏州或杭州园林中的楼阁亭台都不必去刻意仿效，弄不好是会弄巧成拙的。我坦率地说出过自己的这些意见。
此外就还有关于严子陵的评价，这可是个复杂得多而且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里，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很多的，有关的遗迹也不少。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展旅游事业的工作中，会经常遇见诸如此类的问题，历史学家理应负责地及时加以解答。
长久以来，人们对严子陵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很久以前已经搜集编成厚厚两大本《钓台集》，其实没有收入的意见还很多。大体说来，人们对他总是称赞的多，不过出发点并不一致。严子陵是东汉光武帝小时候的同学，光武帝在和群雄角逐中间，他可能也曾参预过谋划，出过力，不过史传里没有说。后来光武帝即位，他却不肯作官，宁肯到富春山中去钓鱼过活。他的这种行径在封建社会里是有些特别的，他的几桩故事也一直被当作佳话来传说。严子陵被光武帝请到京师来以后，也是当年的旧友、此刻作了司徒的侯霸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自己却推事忙不来探望。
子陵对来人问道：“君房（侯霸字）素痴，今为三公，宁小差否？”
“位已鼎足，不痴也。”来人回答说。子陵就问他带了什么话来，来人照说了，又求写回信，子陵就箕踞在床上口授回书。来人嫌短，请再添两句，子陵的回答是“买菜乎？求益也”。
这故事见于皇甫温写的《子陵传略》中，范蔚宗的《后汉书》里就没有，所记非常生动，很可以看出严子陵作风的一斑。“萝卜白菜”这样的话头，最早见于旧书中的可能也就是这一条。他说话不但清厉而且尖刻，可见后来光武帝拉他同榻而眠，他竟将大腿压在皇帝身上的传说不是不可能的。他对皇帝说话也同样不客气，光武帝问他：“你看我比过去有点进步么？”子陵的回答是“比过去多少好一点”。
这都说明，他不是封建社会里常见的那种隐逸，和悲叹“不才明主弃”的人物完全不同。
至于严子陵为什么终于不肯留在光武帝身边作大官，许多论者都以通常的隐逸心理来解释，那恐怕是不大说得通的。黄山谷诗：“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稍稍透露了一点消息。张岱在《史阑》里就说得更为清楚：“光武，中兴令主也，而废郭后及太子疆，颇为后世口实。国朝方正学题《严陵图》有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见几，故向桐江钓秋水。‘宛转二十八字，可谓发千古之隐矣。“这可能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一种分析。方孝孺是明初人，他曾亲见洪武一朝许多残酷的政治迫害事件，他的能够看出或猜到严子陵的心事，不是偶然的。
隐逸，也有种种的，那动机、作法、效果也大不相同。粗略地说，也许可以分为积极、消极两类。而人们对待隐逸的态度，也因时代、因人而异。我想，严子陵的受到重视并博得好名声，大约从东汉末开始。
从列于党锢的人物算起，到三国、魏、晋，嵇、阮一辈的清流，大抵都常常要记起严子陵，羡慕他也佩服他。唐代的李泌也是向他学习有得的名人。最有趣的是北宋的范仲淹，他写的那篇《严先生祠堂记》抽象地肯定了严子陵，同时也表扬了汉光武，好像他们之间毫无矛盾，密切合作演出了一出道德正剧。宋太祖是搞“杯酒释兵权”式的中央集权的，范仲淹自然明白，他在做当地的地方官，只能讲这些淡话。但他到底不是糊涂虫，他另外还有一篇《钓台》诗：“汉包六合网贤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
可见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不小心漏出真话来了。
严子陵是名人，钓台是名迹，这地方当然应该重修、恢复，成为一个旅游胜地。
至于严子陵本人，只要我们明白他其实是怎样一个人，生活在怎样的时代，也就足够了。千多年来以他为代表的隐逸起过消极作用，是无疑的，但通过人们抽象的理解，也的确产生过好的、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一向受到尊重的知识分子的正直与骨气，这正是古今一切形形色色风派人物的对立面。仅此一点，严子陵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存在下去，长久得到人民的怀念。
一九八零年十月一日
春游杂感
面皮来杭州前，在旅行包里放了一本张岱的《西湖梦寻》。我想，这比任何新编的西湖导游之类的书都要好。虽然书里没有五彩缤纷的图片，说到的一些风景、名胜有许多也不存在了，但这书实在并不曾过时。
从《咸淳临安志》开始，《武林旧事》、《梦粱录》、《西湖游览志》、《南宋杂事诗》、《西湖渔唱》、《西拎百咏》、《东城杂记》……这类书实在多得数不清，但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学术性色彩浓些的往往缺少趣味，另外一类又趣味不高，容易陷于无聊。一种能供普通游人阅读，既介绍历史知识，又有通达的见解，描写了山容水色，也表达了健康的美学观点，“雅人”能接受，“俗人”也能理解的书，到今天也还不曾出现。张岱的这部《梦寻》虽然已是三百年前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今天的读者也已有了很大的距离，但依旧不失为一部可读的西湖游览指南。特别是书中一些近似所谓“杂文”的章节，好像至今也还保存着强大的生命力。
例如张岱写灵隐道上那一段九里松的山路，“苍翠夹道，藤萝冒涂，走其下者，人面皆绿”。只三四句，就活画出了使人神往的景色。这样的手段，就不是通常的游记所能有。不过我怀疑他这里只是凭想象做文章，实际恐怕并不如此。因为附录张京元的《九里松小记》就说：“九里松者，仅见一株两株，如飞龙劈空，雄古奇伟。想当年万绿参天，松风声壮于钱塘潮，今已化为乌有。”可见明末这地方已是光秃秃的一片，只剩下一两棵古树了。
张岱写九里松，是在“集庆寺”条下。这寺就在九里松道上，是宋理宗为他宠爱的阎妃兴建的功德院，“寺额皆御书，巧丽冠于诸刹。经始时，望青采研，勋旧不保，鞭答追逮，扰及鸡豚。时有人书法堂鼓云：”静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好面皮。‘理宗深恨之，大索不得“。
这是很有名的故事，张岱是舍不得不写入《梦寻》的。此事又曾记于《钱塘造事》，我见过一种旧钞本，“好面皮”是另外三个字，讽刺更为尖刻，可能是更真的古本，张岱不曾见到。
宋理宗就是纵用贾似道的那位皇帝，他干出这种事来也正在情理之中。张岱又说：“此寺至今有理宗御容两轴。六陵既掘，冬青不生，而帝之遗像竟托阎妃之面皮以存，何可轻消也。”
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张宗子是散文家也是杂文家，而散文与杂文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一道鸿沟，一切都要由作者所处理的题材与下笔时的感情决定。想勉强分一条不容混淆的界限，是徒劳的。
张岱所说的“冬青”，则是另一件故事。南宋覆亡以后，元朝的僧官杨涟真伽将南宋诸帝陵墓都发掘了。当然注意的是坟里殉葬的宝贝，皇帝的遗骨只能扔在一边。因为这与猪羊骨一样，不值钱，当时也没有废品回收站收购。可是后来有一位姓唐的“义士”却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帝后的遗骨收集起来，另行安葬。不敢立碑，只种了些冬青树作记。
许多词人还为此事写了不少咏物词，支支吾吾，如果不是有人指出，读者简直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这事今天想想也真有些可笑。从宋高宗算起，包括可爱的宋理宗在内，南宋的几名皇帝到底是怎样的角色，江南的老百姓是清清楚楚的。肯站出来为之收拾遗骸的到头来也只有一两位“义士”，这可真是并非偶然的一桩“佳话”。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西传，湖楼坐雨记虾爆鳝西湖边上有许多名胜，因而到处可以看到许多匾额。中国传统的榜书都是由右而左的，与今天牌匾的由左而右的不同。这里自然会产生一些矛盾，在风景区不打紧，到了城里就可能有些触目。我以为凡是新恢复的有过久远历史的老字号或类似的所在，都不妨遵照旧法。好在人民群众大抵都是熟习的，并不会发生什么误会。
几天来走来走去，也看到了许多新添的匾额，如叶圣陶书的“风雨亭”、杨希洛书的“放鹤亭”、沙孟海书的“素春斋”就都是老规矩，看了觉得很舒服。至于“楼外楼”和“天外天‘倒像蝙蝠似的左右逢源，怎么看都不错，更是不成问题了。
好像只有老字号的奎元馆是例外，三个大字彼此独立，由左而右地站在门前。
奎元馆是历史很久的有名面馆。过去每到杭州，总要到这里来吃一碗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我看来，奎元馆吃面，其重要性殊不下于游“西湖十景”。一天从九溪回来，已经下午一时左右了。赶到这里，发现仍在营业，并未“午间休息”
，真是高兴得很。美中不足的是几种有名的传统汤面都没有了，我想这只能怪自己迟到，这次只吃到了也是有名的“片儿川”，这是用笋炒肉片做浇头的面。不，我这样说并不确切，说浇头其实是错的。传统的方法是用锅子烧起了肉片和笋，再加面一起添汤煮成。不过我这样说似乎又是不错的。因为这次吃到的“片儿川”好像就是光面上加了预先制成的笋炒肉片的浇头。顾客是多的，即使到了一点半钟也还是座无虚席，如果每碗面都用传统办法烧起来怎么成呢？在这里似乎也隐约地、具体而微地看出了近代大生产与手工业方式的矛盾。但我想，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吧，也应该加以解决。因为奎元馆理应有与街头面摊不同的自己的特色。
晚上与朋友谈天，说到吃面的经历，朋友笑着说，奎元馆楼上新辟了楼厅，在那里是可以吃到种种花色面的，如“虾爆鳝”。这就使我又一次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而“入境问俗”也确是古人的经验总结。
于是第二次下了决心一定要吃到著名的花式面。这一次也还是迟到，但心里有了底，毫不心慌。在入门处看到一位正在进餐的老师傅，向他打听有没有虾爆鳝？他微笑着用手向楼上一指，我高兴地想朋友的话到底是确实的。
楼上放了许多圆台面，有许多人在进餐，但没有谁吃面。走到账台边一问，坐在后面的一位女同志答道，虾爆鳝面有，不过是供应外宾的，每碗二元八角。我想既是花式面，贵一些也是当然的，开了票坐在桌旁等候了。这时发觉半天没有喝水，干渴起来，于是踱到一个放着许多玻璃瓶子的锁起的橱子前张望。那里放着伏特加、茅台、崂山矿泉水……
我想这一定又是供应外宾的，我也都不想吃，最后发现下面一排放着几瓶橘子水，就向服务员打听，能否卖一瓶给我。她用手一指：“到账台去开票。
坐在账台后面的女同志看了我一眼：“是谁让你来开票的？”我就用手一指那位忙着上菜的女服务员。“橘子水是上海来的，外宾价格，五角一瓶。”我没有多说什么，付了钱拿了收据又走回桌边坐下了。
那位要我去开票的女服务员从身边走过，我把开来的橘于水票交给她，她头也不回：“自己去拿。”我想，柜子上了锁，自己拿得到么？
急中生智，就问：“难道外宾也要自己动手去拿橘子水么？”这一问果然有效，橘子水来了，还有一只杯子。
没过多久，虾爆鳝面来了。虾是新鲜的，鳝背有筷子粗，不过与笋炒肉片一样，也是冷的，是浇头。
一碗面吃得很饱，走在马路上，到店里去买了一包香烟。想同时买一包火柴，回答却是没有。这是一位面孔圆圆、满脸是笑的女孩子，她看我手足无措，就说：“不要紧，我带你到后面厨房里去点火。”她的好意真值得感谢，我不想麻烦她领我到厨房去，就说想到别的店里去买买看。她笑笑说：“别处也没有，火柴断档了个把月了。
“只卖香烟不卖火柴，怎么行呢？何况人们又不只是为了吸烟才来买火柴的？”
我实在有些吃惊了。
女孩子还是笑，她向我解释她们店里只管零售，无权决定货源的供应。她用手向右边一指，“二轻局（第二轻工业局简称）就在隔壁。”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不想小题大做。
“火柴盒是包给外包工做的，一千只还是几分钱，老太婆们不高兴了。”
我想，女孩子说的情况可能不够全面，也许还有其他别的原因，但我相信情况的“基本属实”是没有疑问的，同时对这一番访问我也感到特别满意。我早已不再是一名记者，但在我的采访经验中，像这样生动、自然、没有拘束的交谈是少有的。
店里有两位青年，也凑过来听我们的谈话，并主动递过他们手中的香烟给我点火，对我这个到杭州来的游客的尴尬处境极有兴趣地表示了同情。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十分温暖。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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