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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到豫南，順便到在省城读书的朋友家里去探望。进入两间低矮的小屋，朋友的父亲，一位满脸沟壑、表情漠然，如一尊风吹雨打过的雕像般的老人从屋角矮凳上站起来。这，就是早年河大美术系毕业，曾妙笔生花的老教师吗？待目光适应黑暗之后，我发现四周黑土斑驳的老墙上贴满了绘画。有油画、素描、水粉、写生……从每一幅画里我都读出一股不屈不挠的昂扬朝气，与老人和老人居住的危房反差极大。我想，这是一次怎样的展出？我不敢妄加评判。简单交谈之后，朋友的父亲抖抖索索从箱底寻出五十元钱，托我带给在省城读书的朋友。我感到五十元钱压得我手疼。临别时他说：“你们都强了！“我顿感羞愧无比！我们强什么？而立之年而未立；上不能照顾父母，下不能照顾妻儿；还在东奔西颠，做一些不着边际的幻想。我们怎能和扎扎实实的父辈们相比？老人的一句话，让我几夜无眠。
我无法不想起我饱经忧患，现在又身患癌症的父亲。我的父亲，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的儿子，一个读书人，正当金光闪闪的年龄被打成右派；从此被贬到乡下悄度几十年粉笔生涯。我父亲和我母亲几十年共生下我们兄妹七个，我们究竟怎样长成又各得其所，也许老天该淸楚吧。
农历一九八八年除夕，是父亲六十岁生日。我们全家聚齐为父亲做寿。在吹灭了祝福蜡烛之后，在分吃了寿糕之后；父亲亲自摆出爷爷奶奶的照片，亲手点燃一柱香，我们兄妹七个和我们的下一辈依次对着牌位磕头。父亲在旁边站着，一会泪如雨下。就是那个除夕之夜，当歌星们在电视上大红大紫的时候，当我们兄妹们也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父亲却斜躺在床上响起了“呼呼“地鼾声。我无意间注视父亲，顴骨高耸，双腮塌陷，皱纹密布，眼角遗留着泪痕。老了，父亲真的老了。我暗自叹息，猛然一阵惊慌！父亲会不会突然死去？我为我竟有这般荒唐的想法感到后怕。再也无心看电视春晚，连夜写出一首长诗“一九八八年除夕是父亲的六十大寿“。记录了父亲一生的坎坷和我当时的不祥预感。几个月之后，经医院确诊，父亲患结肠癌，已经是中晩期。果然没出我当时所料，就在我为父亲写诗的那个除夕之夜，癌症已经在父亲瘦弱矮小的躯体里埋下了种子。后经全家人竭力全力，送父亲进京做了切除手术，终于保住了性命，且至今活得牢固。真是上天保佑受过大灾大难的人。
现在，我拿起笔来要为父亲写点什么的时候，童年的情景历历在目：父亲坐在锅门口为我讲“水浒“、“三国“、“秋海棠“和“聊斋“。父亲背着我跑淮河水反。父亲领着我们修永远也修不好的漏雨透风的破茅屋。父亲每个星期六撑灯时分从乡下学校赶回来，母亲就抓一只粗碗到街上饭馆去买回一碗杂烩，父亲就开始坐在煤油灯下喝六角钱一斤的白干酒。如果有花生米下酒的时候就分给我们一粒花生米吃。有时我半夜醒来仍看见父亲和母亲愁眉苦脸相对而坐，唉声叹气算计往后的日子怎么熬。我淸楚的记得他们常说的四个字是“哭天无路“。星期日傍晚或星期一早上父亲又披着折叠起来的麻袋片当雨衣冒雨消失在通向乡下的泥泞里。
那时我们兄妹几个吃饭时时常不小心把碗打破，母亲打我们时父亲就说：要做一条长木凳把凳面凿出一排洞来盛饭，要喝汤时喊：“一二“再抽歪板凳一齐喝。
家里孩子多，屋子小，父亲就说：“干脆根据我们几个身材大小，把墙掏上几个窑，再编上号，没事我们就站在里面，省得来回乱碰头。需要谁出来喊声代号就行了。“每每父亲二两白干下肚，就开始给我们讲很精彩的白话。其中“一千零一夜“叫我神往之极。它使我在童年的白日梦里便过早认识了女人的神秘智慧，并幻想着有朝一日骑上大马对着大山喊一声：“芝麻开门“，接着金银财宝滚滚而来。还有一个小笑话至今记忆犹新：有一个少年，家里想让他成为一个剃头匠。这少年也挺勤奋，每天早早起来，在南瓜上用剃刀反复练习，家里喊吃饭的时候，就把刀往南瓜上一砍，去吃饭。过一段感觉技术差不多了，就正式开业，居然技术不俗。剃过几个头之后，晌午了，母亲照样喊吃饭。他就按习惯照例把剃刀往人头上一吹，去吃饭。这个故事让我们笑掉大牙。父亲说：“干什么事都不能粗枝大叶。“
那时间我们从来都没敢想过将来会有个体面的职业。当干部，每月拿好几十元的工资或戴手表、骑自行车之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更不用说能进入大城市当什么诗人、作家，且出入乘坐小汽车了。父亲就让我们兄妹七人每人学一门手艺，好谋生。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我哥和我，期望很大。那时候我哥不知在什么地方拣了一把破弦子，自己又蒙了一块蛇皮，正开始学拉二胡。我也开始在香烟包装纸上跟父亲学画画，且我又爱唱歌，入小学之前，已能把八个样板戏倒着唱。父亲很高兴，时常给我们说：再到饥荒时就不愁了，你们兄弟俩个挑着挑子，带着把戏，一个拉、一个唱，到北集要红薯干，到南集要大米。记得九岁那年，有一次我独自步行十多里路去乡下学校找父亲。父亲到食堂花两角钱为我买了一块卤肉，好大一块卤肉。在那之前或者说直到现在，我都从未吃过那么大、那么肥、那么好吃的肉。
从童年开始，我们都学会了自食其力。我们姊妹几个的学费都是靠自己劳动挣的：托土坯、拾煤渣、卖茶水、拣庄稼、剥树皮、挖野菜丶打小工……所有的穷孩子干过的活我们都干过。大姐十五六岁就在县医院做临时工，还经常卖血。大姐把卖血的钱拿回家时，我们非常羡慕，这不是不劳而获吗？感谢父母，无论当时家里多么穷困，一直坚持把我们供到高中毕业。就这样我们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渐渐长大了。直到在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那年我正上高一；我哥也凭拉二胡从青年农场招进县说唱团。我们一起参加髙考，录取分数线公布时都榜有名。但录取时却双双落选。其实我们也无所谓，但父亲却为此事难过了很长时间，说是因为他的历程问题误了我们。
后来我终于还是考入了一所外地师范学校。这十多年来我一边子承父业于乡间做教书匠；一边四处奔波，碌碌无为。渐渐与父亲无话。我也曾野心勃勃，一度埋怨父亲没本势，不能为我造一个好的环境。现在想想我真该死！父亲也年轻过、狂热过、浪漫过、更无奈过。父亲怨谁？能怨他人老几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祖宗吗？我能要求一个从未走过街中间，走路从未抬过头，而且一生中没吃过一顿公家饭的在乡下默默无闻几十年地教书先生为我做什么？况且父亲早已做了他该做的一切。生我们并养我们，这个贡献比天大。
一九八三年县里居然也搞起了淸除精神污染，因我和几位爱好文学的年轻老师办了一份油印诗刊，被县领导当成地下刊物查封。并派出有着强大阵容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我所任教的乡村中学审查。说要查一查背景，颇有收监之势。当时的一些胆小的同学、朋友已经吓得不敢和我来往，家人也万分担心。而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是闷头喝老白干。其实当时那件事后来成了文学界的笑料：一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上层建筑的事，与乡下无关；二是当时县委、政府领导大多是工农干部，几乎没人能看得懂诗是什么。一九八六年夏季淮河发大水，我欲骑自行车自费考察淮河，当时我正患感冒加拉肚子，家人极力劝阻。而开始说的七八个同学一块行动的计划也打破了，除我之外所有同学都以各种理由不去了。我意已决，自己也要去。最后父亲说：“让他去吧！“一九八八年元旦我结婚，那一天相当热闹。中午客人们酒足饭饱散去时，家里人说父亲喝醉了，吐了好多。天将黑的时候，我去叫父亲吃晚饭。父亲从床上爬起来问我：“天亮了吗？“
是的，天亮了。父亲，你的苦日子熬到头了。该平平静静地享享福了。七个子女都长大成人，都没有给你丢脸，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手艺。你一直想要个孙子，我的儿子，你的聪明活泼的孙子现也满地跑了。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儿子满月那天，确诊父亲患癌症。我立即护送父亲进京就医，一去几个月，当我们从北京回来，我儿子他妈把又白又胖的儿子搂到父亲面前时，父亲又老泪纵横。前一段时间我回老家看到父亲状态很好，我由衷的高兴。但多年的过苦日子的习惯已经养成了父亲爱操劳，且闲不住的习惯。父亲不但自己动手做了个菜柜，还把小院铺上了水泥地平；又在老房顶上接了一间小屋。说是可以放一些暂时用不上，又舍不得丢的旧东西。偶尔闲下来时就练练毛笔字，或读一些古书。只是要遵医咐，不能再喝酒了（其实有时也躲着母亲偷偷喝几杯）。这是父亲天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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